戛纳与俄罗斯：想说爱你不容易

JOEL CHAPRON *

“称赞一个美国人时，您会被卖到美国；称赞一个俄国人时，您会变成共产党”, 当Cocteau说出这句名言时，他非常清楚个中含义。Cocteau曾两度担任评审团主席，一度担任戛纳电影节名誉主席。事实上，苏联是唯一一个围绕出席与否引起如此多政治纷争的国家。戛纳电影节成立最初25年由各国政府指定送片，因此电影节与各国的关系由法国与该国的政治关系决定。戛纳电影节在这些国际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第一届戛纳电影节时，像其他国家一样，苏联也通过外交方式收到了参赛邀请。出于和苏联结盟这个明显的政治原因，法国坚持邀请该国出席电影节。1939年8月13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秘密致信政治局，在信中任命“苏联驻法国商业代表Kormilitsine同志为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成员，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Polonski同志为苏维埃电影代表”。两天后，政治局批准该提议，并告诉莫洛托夫法国允许苏联提交4部长片和4部短片参加电影节。但8月23日，莫洛托夫又和希特勒的代表里宾特洛甫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国的希望就此破灭，战争爆发了，电影节最终未能举行：Kormilitsine再也不可能成为评审团成员了。

从第一届真正的电影节开始，法国决定优先邀请战胜国，其中当然也包括苏联。1946年秋电影节期间，有人注意到苏联代表团在晚会上为来宾悄悄提供鱼子酱和伏特加（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该国改革时期），且要求来宾在胸前戴上写着“艺术为和平而服务”的小红旗。由于该国影片播放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故障（其实别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苏联开始叫嚣抵制电影节，并在此后40年一意孤行，一直保持抵制态度。194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戛纳电影节根据各国电影年产量实施的影片配额制使自己受到影响，使美国受益，于是决定不参加电影节。直到两年后经斯大林亲自批准，苏联才重返戛纳电影节，并向电影节提交了7部影片，并派出导演普多夫金和因出演爱森斯坦《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及《伊凡大帝》而出名的Nikolaï Tcherkassov。但电影节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撤销了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导演的苏中合拍纪录片《中国的解放》（la Chine libérée）的参赛资格，以免“伤害”只承认台湾而不承认中国的其他国家（根据某法令条款规定）的“感情”。此举激怒了苏联，后者于1952年和1953年连续抵制电影节，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于1954年才重返戛纳电影节（他们用行李箱装了120公斤的鱼子酱用于电影节期间晚会招待之用！）；并且这一次轮到苏联投诉某瑞典影片“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1955年苏联包揽了5项大奖（开天辟地头一次，苏联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成为评审团成员）。1958年苏联解冻时期，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因《雁南飞》一片获得金棕榈奖，展现了全新的苏联形象。该事件应永垂青史，因为这是俄罗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影片。

《雁南飞》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影片，描述了战争期间令人伤痛的母子分离之情，并将塔吉亚娜·萨莫依诺娃和阿勒克塞·巴塔洛夫这两位出色的演员和优秀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推至台前。在60年代转折期，依然受到法国政策限制（这次是戴高乐政府）的电影节同时摈弃了美国和苏联影片，转而选择大量欧洲影片，因此后者取得了更多奖项。但由苏共中央委员指定的参赛影片却仍然不断获得各项大奖，如“抒情影片奖”（ prix du film lyrique，1955年）、 “最特别剧本、最具人文精神、最浪漫影片奖”（prix spécial pour son scénario original, sa qualité humaine et sa grandeur romanesque，1957年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第四十一》）、“最佳参与奖”（prix de la meilleure participation，1960年）、“最佳革命纪念影片奖”（la meilleure évocation d’une épopée révolutionnaire，1963年）等，并且还取得了“最佳导演奖”(1956年、1961年及1966年)。但如果未获得任何奖项（1964年），苏联就会在本国报刊上发动笔战，令法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外交手段来平息风波。1966年，电影节时任总副主席Robert Favre Le Bret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随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和苏联电影工作者联盟在一封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邮件中表示，听说大卫∙利恩的《日瓦格医生》将成为当年电影节开幕式影片；这两个机构由此认为电影节不欢迎苏联参加。但它们最终声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已“采取必要措施，使戛纳电影节取消将该片作为开幕式影片的决定”（戴高乐6月访问莫斯科，法苏于1967年7月签订两国电影合作协议），苏联影片由此可参加戛纳电影节。1967年，记者询问参加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战争与和平》一片媒体发布会的苏联代表团，为何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卢布耶夫》未参加电影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回答说该片尚未制作完成——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国于1969年购买了此片；同年，购买此片的法国公司戛纳电影节（非参赛影片单元，未经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批准）提交了该片；《安德烈·卢布耶夫》还获得了费比西奖（苏联当局逼迫塔尔科夫斯基拒绝领奖，法国影评工会认为此举“野蛮粗暴”；苏共中央委员会严厉惩处了电影工业部所犯的这个错误）。

60年代末的68学潮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模式，为戛纳电影节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这一点让苏联感到不快，他们对提交影片至1969年新创立的导演双周单元一事感到非常不悦。苏联改革前，尽管导演双周已经过一番努力，1974年时，仍然只收到(被人押送而来的)奥塔•埃索里亚尼（Iosseliani ）的《曾经的云雀》；1979年只收到米哈尔科夫的《五个夜晚》；1985年只收到艾尔达•桑杰拉亚（Chenguelaïa）的《青山，或难以置信的故事》——苏联电影工业部未告知其影片入选的消息，他三个月以后才得知影片入选——以及1980年秘密播放的谢尔盖•帕拉杰诺夫的《回到生活》。1970年，苏联缺席电影节；1971年重返电影节时提交的影片最初遭到电影节拒绝，最后终于被接受。1976年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但是电影节坚持自己的决定：事实上，从1972年起，参赛影片由电影节自行选择，而非由各国指定（即使1975年在外交压力下出现例外情况）。电影节与苏联的关系顿时恶化，后者不愿向电影节提交其总副主席要求的影片。1972年，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塔可夫斯基出席了影片放映）是否是因为一场误会才获得评审团特别奖的？事实上，苏联评委的翻译虽然在法国生活已久，但他并未完全理解Mark Donskoï的发言！

两年后，莫黎斯•贝希（Maurice Bessy）在莫斯科告诉塔可夫斯基他准备毫不犹豫地接受《镜子》，最后他观看了这部影片，并表示想要该片；但人们告诉莫黎斯此片尚欠火候，向他承诺次年提交该片。第二年莫黎斯再度提出请求却遭到拒绝：1975年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在与法国外交部对话时说“苏联电影界拒绝（……）接受塔可夫斯基是苏联唯一一位国际导演这个想法，并强调如电影节组织方不接受谢尔盖•邦达尔丘克（Bondartchouk）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苏联将拒绝参加电影节”。电影节屈服了，选择了谢尔盖•邦达尔丘克（Bondartchouk）（但苏联很清楚塔可夫斯基的价值，1977年他们将影片以高价卖给了法国Gaumont和Antenne 2两家电影公司），但第二年拒绝了苏联的要挟，后者于是叫嚣“抵制意识形态”！1974年和1975年，苏联动画片取得了傲人的成绩，Fyodor Khitruk摘得短片单元的评审团大奖和评审团特别奖。

1977年，米哈尔科夫携《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首次来到戛纳，参加非竞赛单元：事实上，从1972年起便从莫黎斯·贝希手里接过选片大权的Gilles Jacob 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想要观看埃索里亚尼的《田园牧歌》，但遭到电影委员会拒绝。一方面，电影节新上任主席Robert Favre Le Bret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逐渐升温，另一方面，莫黎斯·贝希面对苏联要求提交更多参赛影片而电影工业部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时表现出斩钉截铁的态度，Gilles Jacob决定用巧计来解决这一难题。1979年，苏联借口“《潜行者》一片太完美，应将其留给莫斯科电影节”而拒绝向戛纳电影节提交此片——但其实此片绝不可能在莫斯科电影节上推出！第二年，Gilles Jacob巧妙地通过非法手段得到了一份影片拷贝，并在事先未公开的情况下在“惊喜放映场”中放映了这部影片。此举虽然引起苏联大怒，但放映顺利进行，并得到全部评委认可，获得评审团大奖。1983年，塔可夫斯基携《乡愁》来到戛纳，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时任评委；尽管后者不断诋毁该片，《乡愁》仍包揽了三项大奖——在后台，塔可夫斯基遇到了自己早已断绝一切往来的昔日旧友、《安德烈·卢布耶夫》一片的联合导演安德烈∙米哈尔科夫。3年后，塔可夫斯基和邦达尔丘克同时决战戛纳。塔可夫斯基由于病痛无法出席电影节，但仍然取得了三项大奖，而邦达尔丘克则空手而归。

塔可夫斯基的《乡愁》

Tenguiz Abouladzé的《忏悔》

苏联改革改变了电影节和苏联的关系：从此以后，电影节只和电影人自行联系。1987年苏联很快进入了竞赛单元，其参赛影片分别为象征新时代到来的Tenguiz Abouladzé的《忏悔》(这位导演1956年非斯大林化时甚至获得了短片金棕榈奖）和通过意大利提交的米哈尔科夫的《黑眼睛》：评审团主席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评审团成员兼苏联改革支持派克里莫夫（Elem Klimov）围绕这两部影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伊夫·蒙当不相信共产主义者会“忏悔”）。最终《忏悔》取得了评审团特别奖，而《黑眼睛》中的演员马塞洛·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则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米哈尔科夫的兄弟安德烈∙米哈尔科夫也携美国片《害羞的人》（Shy People）进入参赛单元，芭芭拉·赫尔希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同年，Nana Djordjadzé获得了金摄影机奖。

1990年，55岁时才拍摄了第一部影片的维达利‧卡涅夫斯基也获得了金摄影机奖。这位导演来去匆匆，之后立即被驻扎在戛纳海边的苏联海军基地海军接走。同样在1990年，全世界在Lounguine的《计程车司机布鲁斯》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新旧苏联在这部影片中成为鲜明的对比。第二年，以倒霉而出名的导演鲁斯塔姆∙卡姆达莫夫(Rustam Khamdamov)携与法国制片人Serge Silberman共同制作、让娜·莫罗主演的《安娜·卡拉曼佐夫》（Anna Karamazoff）参赛。法国人在片中并未认出自己参与编写的剧情，事实上电影节尚未开幕时，卡姆达莫夫和Silberman便已产生分歧：Silberman坚持在片中加入写得清清楚楚的介绍卡，卡姆达莫夫作出了让步，但其助理在影片播放时，用手遮住放映机，不让人们看到介绍卡；当晚，让娜·莫罗在位子上直跺脚；Silberman则将影片收之高阁，表示此后再也不愿将此片示人（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后，人们也没再见过这部影片）。

Pavel Lounguine签名。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与俄罗斯电影有关的丑闻、阴谋和政治要挟销声匿迹。俄罗斯电影开始与别国影片享受同等待遇。在某些人眼里，这代表俄罗斯电影的退步。从此以后，俄罗斯影片或未入选竞赛单元(1995年、 1996年、 1997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8年、 2009年) ；或与金棕榈奖失之交臂（1994年，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毒太阳》仅获得评审团大奖，他抱憾离开戛纳。2010年，米哈尔科夫携《毒太阳2》再次征战戛纳电影节）；或有极少数导演拒绝出席电影节（2007年的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尽管他是12年来入选影片最多的俄罗斯导演：7部入选影片中5部均为其作品）。从此以后，戛纳电影节的入选和非入选影片成了当时俄罗斯电影发展现状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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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l Chapron是俄语翻译, 戛纳电影节外国影片通讯员, Unifrance中东欧负责人，Avignon大学教授，曾撰写有多部关于东欧电影的著作，撰写了新版电影词典 (拉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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