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制片人COLIN MACCABE的来信

1985年5月第一个星期，我被任命为英国电影学院(BFI) 制片主任。这对我而言不仅是一项新工作，同时也是新职业生涯的开端。我当时非常渴望能立刻见到所有的同行。但当我致电Channel 4频道时，被告知所有的人下周都将去参加戛纳电影节；当我致电British Screen制片公司时，也被告知：“恐怕负责人下周将去戛纳”。所有的杂志和协会给我同样的回复。常言道“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于是我要求助理在我上任后第二天便为我预订去戛纳的机票以及在戛纳下榻的酒店。这就是我在电影业学会的第一课：人人都在戛纳。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电影业高层负责人，还包括好莱坞电影公司、我上任后将合作五年之久的欧洲小发行商以及来自马里、泰国、巴西及墨西哥的导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像戛纳这样让电影业各层次的人士都雅集一堂。如果说戛纳电影节通常和星光灿烂、帅哥美女、富豪如云、流言蜚语等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唯一的真正标志，其实是电影。事实上，所有的记者、电影节负责人、制片人及赞助商来到戛纳的原因只有一个：此时此刻，一部音效动人、画面优美的新片将带我们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

我和戛纳的关系可用法国人所谓的《一见钟情》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连连钟情。首见钟情是在沙滩上和《The Other Cinema》杂志的Tony Kirkhope及《Artificial Eye》的Andi Engel 共进午餐的时刻。与他们聊电影真可谓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二见钟情是在电影节第一天夜晚，我参加了无数晚会，遇见了世界各地众多的制片人和发行商。酒过三巡后他们便思如泉涌，满脑子的电影计划，让人感觉他们将在电影届乃至全世界发起一场革命。三见钟情是在翌日早晨8点半，一夜宿醉的我首次踏足Grand Palais，首次见到世上最大的银幕，欣赏了一部画面优美、声音清晰的影片。这部影片就是Peter Bogdanovich的《面具》（Mask）。尽管这部影片并非大师杰作，但影片中的雪儿从未如此靓丽过。

正如所有的激情都需要借助理性才能保持长久的吸引力一样，我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我想每年都去戛纳，那么我首先必须确保可以从中受益。英国电影学会制片委员负责资助那些由于主题原因或形式过于新颖而无法筹集到资金的小影片。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提交回复信息。我们决定让这些小片能被更多人看见。尽管许多电影节都能提供帮助，但戛纳是唯一能在国际范围内发行小片的电影节。我亲眼见证了Spike Lee的《稳操胜券》（She's Gotta Have It）是如何获得成功的。该片于1985年在戛纳放映后大获成功。自1985年5月起，我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向戛纳电影节推荐一部影片，让这个唯一能让小片走向国际的平台认可这部影片。

《声渺物静》 ，导演Terence davies

Terence Davies的《声渺物静》第一部分《Distant Voices》是我制作的首批影片之一。当我看到影片最终版本时，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想推荐给戛纳电影节的影片。唯一的不足是片长：仅有45分钟。许多人都希望尽快放映此片，因为他们肯定该片将在各大影节上收到欢迎；Andi Engel甚至建议将该片在伦敦最好的影院le Lumière作为长片上映。但戛纳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知道Terence准备拍摄影片的第二部分《Still Lives》；他尚未撰写剧本，也未筹集到任何资金，但希望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愿望使我决定拍摄一部真正的长片。影片第二部分直到两年后才写成剧本、筹到款项、拍摄完成。但1988年戛纳老影厅内掌声响起时，我立刻知道自己的冒险是值得的。事实上，当时场内掌声不绝，持续了15分钟左右，此时世界各国的购片商都决定购买影片版权。这部影片讲述了30年代利物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影片朴实无华，被选入官方评选单元，在戛纳收到热烈欢迎并享誉国际。两年后，Isaac Julien的《年轻的心，叛逆的心》（Young Soul Rebels）同样大获成功。40岁的我，整夜像小孩那样兴奋。通宵未眠、痛饮茴香酒的我于次日早晨9点与Gérard Vaugeois及Films de l’Atalante影片发行公司成功达成购片协议。第二年，Terence Davies的《漫长的一天结束了》（The long Day closes）被选入官方评选竞赛单元，我也借此荣幸地登上红地毯。

 《漫长的一天结束了》(1992年)，导演 Terence Davies－片尾

戛纳的使命不仅在于发行已制作完成的影片。它也负责为正在构思中的项目筹集资金。直到93年，作为制片人的我只能从小型艺术及评论发行商处筹集到资金。93年，我带着更宏大的目标来到戛纳，但不知如何具体操作。Channel 4电视台要求我找到一个项目来庆祝电影百年诞辰，我成功说服Stephen Frears拍摄一部关于英国电影史的影片。

Stephen Frears的关于英国电影史纪录片的选段

Frears向Martin Scorsese谈到了该计划。后者长期以来都想拍摄一部美国电影史。也许我们本该满足于这两部影片，但英国电影学会的目标越来越宏大，希望拍摄16部同类影片来纪念不仅仅局限于英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世界各国电影百年。这项计划意在组织一个大型“国际”制片项目，每个国家负责自身影片的资金筹集，并以可在本国境内放映其他任何国家的影片作为条件放弃本国影片的所有国际版权。这个系列计划中唯一新颖的地方在于要求各位著名导演在其本国内或本地区拍摄一部讲述该地电影史的影片，不拘形式，可以是故事片，也可以是纪录片，影片主题需集中于某个特定元素，或回顾该地电影的整体发展。我们对这些导演唯一的要求是拍摄一部真正体现其个人风格的影片。这一要求受到了日本的Oshima、拉美的Nelson Pereira dos Santos、澳大利亚的George Miller等各位导演的极大响应，每个国家或地区被选中的导演都给予我们肯定的答复。

项目唯一的症结在于我们没有任何资金可启动这项国际项目。Channel 4希望通过获得版权的途径来资助Scorsese和Frears，这个建议并非不合理。我需要像Scorsese的预算那样，至少筹集到50万美元，才能向别的国家提供资金。1993年5月，我找遍所有认识的制片人，但无人可以提供帮助，因此有些绝望。当年，Jeremy Thomas被任命为英国电影学会会长，我惴惴不安地前往Carlton酒店向他求助。今天的Jeremy和我私交甚好，但当年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与我同时代的独立大制片人，努力制作体现自己风格的影片，并大获成功。由于Jeremy有一些斜视，人们很难知道他是否真正在用心聆听自己的倾诉；我从未遇见过像他那样文思敏捷的人，他总是给人可以一心两用的感觉。当我坐在他的套房里用心讲述这项向各国电影致敬的计划为何对英国电影学会如此重要时，Jeremy时而为来客倒饮料，时而回答电话，时而阅读专业杂志，时而为自己准备一根卷烟。我禁不住停下来咳嗽了一下，不确定Jeremy是否在听我说话，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我在说什么。他问我：“您现在有空吗？”我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有空。”“请跟我来。”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我们跑遍了整条Croisette海滨大道，穿梭于各个办公室和各家酒店之间。奇迹产生了，半小时后，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便静静地躺在我的口袋里，这样的奇迹也许只有在戛纳才能发生，16部影片转眼便可以启动了。

Stephen Frears

这个故事的结局更美好。没人可以知道，如果不是Gilles Jacob和戛纳电影节，这16部影片是否可以真正享誉全球。1995年1月初，Gilles Jacob给我来电表示听说了这个电影系列计划，并希望观看已经完成的影片。系列中的7部影片计划于当年5月完成，Gilles Jacob将这7部影片全部选入一个特殊单元内。每晚在戛纳推出一部影片的那一周，是我毕生难忘的经历。电影节让我感觉自己真正在向第七艺术致敬。一见钟情终成良缘，这真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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